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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海棠依舊頌春風——讀周恩來書信
      文章類型:清風文苑  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  發布日期:2018-03-07  

          今年是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。兩個甲子過去了,普通民眾仍對周恩來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、高風亮節的人格魅力念念不忘。書信,最能真切反映一個人日常的所思所想,是深入了解一個人最便捷的方式。周恩來同志生前留下了許多書信,筆者從中選擇了三封呈現給讀者,并加以簡要的解讀,字里行間,我們能夠感受到老一輩革命家的卓越風采。


        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


        方才得到二月初你們從上海來的信,我看完后,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。我飯也沒有吃飽,便忙匆匆地提筆要來回你們的信。本來在前數天,我看山姊給念吾的信,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們的信。不過山的信上說得很要緊,我以為一定是封長信,打開看后,自然不免有點失望。但現在這個觀念消滅了,因為你們兩個人的精神已經從你們的信中活活地表現出來了,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樂!


        你們知道我現在已到柏林了么?念吾也來了,不久——七天后——奈因也要來此過春假。我們預備開一個三人會議,討論一些社的事情。本來你們的來信,我應當給他們看了,有了籌劃,再答復你們,不過我現在要急于表現我現在一個人的直覺,要在這極匆迫——僅五十分鐘——的時候,將我的感想寫出,免得過時飛去。你們須知這種感想是不易得的,尤其是我這個“多畏多慮”的人所難能的,望你們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極敏銳的眼光來看閱好了。


        ……


        主義問題,我們差不多已歸一致。現在再鄭重聲明一句,便是:“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,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!”其余的也不必談了,我們大都可以心會,古人所謂“莫逆我心,相視而笑”,我們現在當對信一笑了。


        我從前所謂“談主義,我便心跳”,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,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。我認清C.ism確實比你們晚,一來因為天性富于調和性,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,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……


        你們現在是講實際運動了,慚愧我們得很!我們在此,不但感財力、才力薄弱,并且也極感同志稀少。你們須知我們在此應當作的事也很多,如研究主義、調查歐洲勞動運動狀況、翻譯小冊子、同他們通點聲氣;而現在我們在此,可說是一事無成,真慚愧得無以自容。


        ■解讀


        這是周恩來1922年3月間致友人諶小岑、李毅韜的一封信,選自《周恩來書信選集》,本文所錄書信,若無特別說明,均引自《周恩來書信選集》。


        1920年11月7日,周恩來登上“波爾多斯”號赴法,開始了他的旅歐生涯。他的足跡遍及巴黎、倫敦、柏林等地,目之所見、耳之所聞,使他思考良多,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主義問題。周恩來這信中自陳,他到歐洲后“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”,比較的結果是堅定選擇了共產主義,也就是信中所說的C.ism(即共產主義的英文Communism的簡寫)。


        周恩來此前在南開念書時,是覺悟社的骨干成員。信中提到“社的事情”指的就是覺悟社。覺悟社是“五四運動”后,一批天津的進步學生發起成立的社團,覺悟社的主要成員后來大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這封信的兩位收信人諶小岑、李毅韜也是覺悟社的成員,資料顯示1897年出生的諶小岑,1920年與張太雷組織了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;1896年出生的李毅韜,1921年在天津也參與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。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,分別指劉清揚、趙光宸,他們也都是覺悟社成員,當時都在歐洲求學。


        這封信洋溢著一種激越的青春氣息,須知此時的周恩來只有二十四歲,但在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后,他終于做出了以共產主義為自己畢生信仰與奮斗目標的選擇。周恩來與昔日覺悟社的戰友雖然人隔兩地,但共同走向了共產主義的道路,這如何能叫人不激動呢。用周恩來的話說,“高興的程度到了十二分”。在五十分鐘內,周恩來完成了這封很長的信,我們節選了其中一部分,信中他對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情況一一說來并加以分析,其信手拈來的自在,反映了他對此做過十分深入的研究。


        1922年3月間,周恩來還給另外兩位覺悟社成員李錫錦、鄭季清寫過一封信,信中說“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,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”。信中還附有一首周恩來做的白話詩,他寫道:“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,卻不用血來染他,天下那有這類便宜事?”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來愿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披荊斬棘、出生入死的志趣。


        人生賴奮斗而存


        鐵仙四哥嫂:


        相別幾近三十年,一朝晤對,幸何如之。舊社會日趨沒落,吾家亦同此命運,理有固然,寧庸回戀。惟人生賴奮斗而存,兄嫂此來,弟處他人檐下,實無可為助。倘在蘇北,或可引兄嫂入生產之途,今則只能以弟應得之公家補助金五萬元,送兄嫂作歸途費用,敢希收納。目前局勢,正在變化萬端,兄嫂宜即返揚,俾免六伯父懸念。弟正值萬忙之中,無法再謀一面,設大局能轉危為安,或有機緣再見,屆時亦當勸兄嫂作生產計也。


        匆匆函告,恕不一一。順頌旅安,并祈代向六伯父問候安好為懇。


      七弟 拜啟


        弟妹附筆


      六月十一日


        ■解讀


        這是周恩來1946年6月11日寫給四哥周恩夔的一封信。周恩來在家中排行第七,故以“七弟”落款。1946年5月間,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,與國民黨方面展開和平談判。


        周恩夔得知闊別三十年之久的“七弟”在南京后,特意從揚州趕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居住的梅園新村,希望能與周恩來見上一面。據周恩夔的妻子陸淑珍日后回憶,1946年6月11日,他們如愿在梅園新村見到了周恩來夫婦,還一起吃了中飯,“添飯都是恩來添,但是添得很少,吃了再添,就這樣邊吃邊談,大家都很高興”。本來約定當天晚上,周恩來到他們下榻的旅館再聚談,但最終未能成行,周恩來的秘書到旅館將這封信及五萬元轉交給了他們。其實,中共代表團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民黨方面的監視,形勢十分復雜,親人團聚也不得不因此而中止。


        在這封信中,周恩來對于“四哥”介紹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絕,告訴他們“人生賴奮斗而存”,希望他們能自尋工作。“人生賴奮斗而存”,多么樸素的一句話,不僅與傳統文化自強不息的觀念相吻合,也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。獲得這封信后,周恩夔夫婦精心保存,周恩夔1947年在《蘇北日報》找到了一份校對工作,新中國成立后,在揚州市人民教育圖書館工作。


        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


        超:


        西子湖邊飛來紅葉,竟未能迅速回報,有負你的雅意。忙不能做借口,這次也并未忘懷,只是懶罪該打。你們行后,我并不覺得忙。只天津一日行,忙得不亦樂乎,熟人碰見得不少。恰巧張伯苓先一日逝去,我曾去吊唁。他留了遺囑。我在他的家屬親朋中,說了他的功罪。吊后偕黃敬等往南大、南中一游。下午,出席了兩個干部會,講話,并往述廠、愚如家與幾個老同學一敘。晚間在黃敬家小聚,夜車回京。除此事可告外,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舊無變化,惟本周連看了三次電影,其中以《兩家春》為最好,你過滬時可一看。南方來人及開文來電均說你病中調養得很好,頗慰。期滿歸來,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了。連日風大,不能郊游,我鎮日在家。今日蘇聯大夫來檢查,一切如恒。順問朱、董、張、康等同志好。


        祝你日健!


      周恩來


      一九五一·三·一七


        ■解讀


        這是周恩來1951年3月17日寫給妻子鄧穎超的一封信。周恩來與鄧穎超同是覺悟社的骨干成員,兩人于1925年結為伉儷,自此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的風云歲月,共同書寫了中國革命史上一段浪漫動人的傳奇。


        這封信所談之事,不少是瑣碎的日常之事,此時周恩來與鄧穎超相隔兩地,夫妻不能相見,就是說說瑣碎的日常之事,也能告慰對方。信中提到的張伯苓是周恩來就讀的南開學校的創始人,黃敬時為天津市長,述廠即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時的同學潘世綸,愚如是潘世綸的夫人,曾參加周恩來等領導的天津學生愛國運動,開文即時任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秘書潘開文,信的最后提到的朱、董、張、康,分別指朱德、董必武、張曉梅、康克清。


        周恩來在信中說,等她回來時,“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了”。鄧穎超收信后,于3月23日回信給周恩來,說3月17日的信“不像情書的情書,給我帶來了喜慰”,信末還不忘“先寄語桃、李、海棠,善備盛裝迎接主人呀”。周恩來收到鄧穎超的信后,又于3月31日去信給鄧穎超,寫道:“現時已綠滿江南,此間方始發,你如在四月中北歸,桃李海棠均將盛開。”桃李海棠本是無情物,而在兩人的書信往還中,卻如有了生命一樣,為工作節奏緊張的兩人鍍上了一層柔情蜜意。周恩來素喜海棠,時至今日,鄧穎超那篇《西花廳的海棠花又開了》仍然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。(陳彧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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